中央企业1个集体、10名个人受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专项表彰

治理与管理不是对立的模式，而是初级版与升级版的关系。

因此，在严格执行中央司法体制改革的总目标、大方向的同时，应当紧密结合我省实际，把有利于司法体制改革的一切体制、机制、环境、条件优势转化为全面加快推进我省司法体制改革的发展优势，本着稳中求进、先试先行的方针，盘活改革动力源，找准改革发力点，制定我省更加明确具体、分类清晰的司法体制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司法改革越深入越要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司法活动的监督，要探索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司法活动实时监督的有效形式，建立重大司法改革方案、重大司法政策和重大司法案件向人大及其常委会定期报告、备案制度，健全人大代表视察、巡视司法工作制度，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对重大司法过错的问责制和对重大司法案件的质询制，探索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但不断信访、上访案件的监督评查制度。

另一方面对特别重大的案件可以探索由部分审判委员会委员组成的合议庭进行审判，严格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决断案件。要痛下决心切断司法办案的内部行政连接链条，纠正司法程序上以行政替代司法的错位现象，逐步并最终彻底取消办案的内部层层审批、把关环节，还司法权给真正承担案件审理的办案组织。在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全省司法机关人财物保障相对有力。办案活动存在过多过滥地向上级司法机关请示汇报的情况，使审级错位，二审终审原则很多时候形同虚设，依法纠错的审判监督程序启动困难。以后再由法院、检察院根据各自的职能和体制进一步具体化。

当然，因国情不同各国的司法管理体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国情化是构建一国司法管理体制的立足点。省以下司法机关的办案在我国司法程序中处于基础性、中枢性地位，是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公平正义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基础环节。可见，只有既改变由国家单一主导和控制的反腐进程格局，又防止公众的无序倾向，让公众在规则和程序框架下成为反腐的理性参与者，才是更务实、更合理、更有效的选择。

[6]与此相应，国内也有学者强调：网络空间的形成和发展己经超越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设想，己经成为公众自由进行话语交流的新型公共领域，形成多元化的交往特征。这样，网络反腐中的亲手操刀也就在所难免了，特别是在2013年之前更是如此。对此，应以制度反腐替代运动式反腐，建立官民对接、开放参与的反腐制度和机制，提升网络公众的理性精神和参与能力，强化司法在反腐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把网络反腐纳入法治轨道。【31】罗昌平说：这么多年，仅仅是在举报方式上发生变化，制度上并无突破。

进入专题： 网络反腐 公共领域 理性参与 制度反腐 。网络反腐是一种由民间启动和推进、官方介入并以进行司法处理而告终的新兴的社会监督形式，网民自发编织的网络监督之网，在反腐倡廉、阳光政务里显现越来越重要的力量，拒腐防变的‘人民战争特点越来越明显。

无疑，纪检监察是我国反腐工作的主导力量，它也确实因党的绝对领导地位和超常措施而具有强大的体制性威慑力。这不仅是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根本要求，也是防范体制外狂欢的风险并把网络反腐纳入法治轨道的必然选择。[30]就是那些反腐斗士对此也持谨慎态度，如罗昌平就对他微博举报是个里程碑的说法不予认同。特别是在当代，腐败现象日益复杂化、高级化、隐形化，因此就更需要借助公众的眼睛来广泛监督、发现并提供线索，由国家对反腐大包大揽而让公众处于围观者的地位，既不现实，也有违民主精神和原则。

因此，要从根本上扼制和清除腐败，就应当摒弃运动式反腐的策略和思路，而应确立制度反腐的法治化路径，切实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38]但这只是迈开了官民对接的第一步，接着还要建立相应的程序化、制度化、规范化流程，做到对实名举报及重大匿名举报件件有回应，同时让举报人能够在安全的情况下实时追踪了解受理、立案、调查、移送、处理等各个阶段的进程状态，随时可以询问和质疑，并加强对举报人各项权益的切实保护。改革开放后，虽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法治进程的加快，民众的主体意识和参与精神不断加强，但是反腐工作因政治性、政策性强而一直由国家主导和控制，民众参与的空间十分有限。三、社会转型条件下网络反腐体制外运行中的问题之反思 网络反腐作为网络公共领域的一股新兴民主力量、一种发自民间的有效监督机制，其重大的积极作用不容否定。

【8】文中所称的公共政策合法性、合法性供给机制等，均是按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正当性、合理性）来使用的，是指政策、法律被公众认可的程度，而并非指合法律性。从这整个事件过程看，虽然爆料雷政富不雅视频的指向是反腐，但线人许社卿是为了报复肖烨。

[17]然而，网络反腐过程中的非理性因素也不可忽视，如在雷政富事件中，网友们对雷政富的名字解读为雷人长相、政府官员、富得流油，并形容其相貌为鬼斧神工，把历史上的各种难看、狠琐、丑陋熔于一炉。有的甚至被人为利用，出现网络反腐水军，演变为网络暴力，[20]这不能不令人警惕。

也就是说，网络反腐还是要有一定的责任担当和正义感，有一种对腐败恶果的足够认识和民族发展的良好期盼，并基于这种正义感和社会责任而参与到网络反腐中来，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政治文明和社会进步。【4】[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05页。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并不是要否定报复式反腐的权利和功效，更不是指责它有什么罪过，而是说它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与秩序风险需要警惕。【25】陶文昭：《互联网上的民粹主义思潮》，《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5期。网络反腐之所以火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民众对体制内反腐的不信任。然而，网络反腐是一柄双刃剑，特别是它的体制外运行方式，在监督公权力、扼制腐败的同时也带来一定的问题甚至风险。

【10】蔡文之：《网络传播革命权力与规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01页。[27] 3．公权暴力与民间暴戾的共生互斥。

（二）反腐旗号下的多重动机与目的 体制内的反腐是基于国家机关的法定职权与工作职责展开的，反腐目的较为单一，即惩治贪腐、确保公权力的廉洁运行与实现为民宗旨。[12]正是由于网民的这种激愤人肉和质疑才引起当地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关注和介入，表哥也于2013年2月23日因涉嫌严重违纪、犯罪而被开除党籍、撤职和移送司法机关，2013年9月5日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4年。

（3）网络毕竟是国家反腐的重要平台，我们可以不要求网络反腐有多么高尚的情怀，但如果所有网络反腐都是出于嫉妒、报复、泄愤和内江而出现的，那么这也将是一种制度缺陷和社会悲哀。为此，有西方学者宣称：大众传播的发展非但没有敲响公共生活的丧钟，却产生了一种新的公共性，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大多数人能经历公共事务的条件以及在今天参加所谓的公共领域。

[5]网络正在创造一个崭新的具有全球连通性和分权化特点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36]也就是说，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们往往把腐败看成是由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等外在因素导致的，而不大愿意承认腐败的内生性，因而缺少对制度本身可能产生腐败的足够认知。此外，倒霉落马的腐败分子还有因不懂微博而直播开房的、因小偷偷出来的、民工拆房意外发现存折的等等，不胜枚举。这就要求慎用诽谤、寻衅滋事等刑事和行政法律（包括司法解释）处罚条款，更不能把这些条款转化成控制事态、掩盖真相、甚至报复陷害的借口。

（一）偶然性与迸发性并存 虽然网络反腐反映了网络时代的民主诉求，拓展了反腐的范围和渠道，但是与纪律检查、监察、审计、检察机关等体制内的反腐机制毕竟有很大不同，它常常带有隔墙扔砖、砸谁谁倒霉的色彩。【16】刘伟：《雷政富视频曝光原因：许社卿为报复肖烨》，《南方都市报》2013年5月27日。

2013年9月2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网站己正式开通，12388举报网站的日均访问量迅速增长到16万次，体制内冷清、体制外火热的局面大为改观。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基于社会主义的政权属性、制度模式、管理方式和意识形态，形成了党和政府主导一切的运行机制，也在民众心中形成了依靠党、相信政府的思维定式。

在他看来，刘铁男倒台仅仅是个案的突破，其标本是不成功的，更不可复制，它对制度没有贡献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立法制度改革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新契机：（1）从政府立法到人民代表（议员）立法。

其一，在全国人大增加有法治实践经验的专职常委比例，避免缺乏法律专业素养和操作经验、非专职的常委以即兴发言、随意表态的方式决定法律规范的内容。正是把良法恶法的区别作为起点，引出了建设法治国家必须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这样的大命题。作为独立的第三者，司法性质的机构不仅没有自我评判、利益冲突之虞，而且会使有关结论更能正当化。其三，探索委托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规草案，充分而准确地反映特定领域的科学认识水平，为立法设置竞争性的意见市场和制度设计室。

实际上，2001年在处理齐玉苓案的审判根据问题之际，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尝试过宪法条文的解释和司法化。习近平关于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说明还对今后立法工作的目标进行了明确的界定，这就是要在全国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并实现国家法治统一。

四中全会指出，宪法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但是，在现阶段，法制结构的多元化、复杂化倾向仍然存在，例如国家法规体系与党内法规体系并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无论如何，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的任务，在坚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宪法实施监督权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包含了制度创新的契机。不言而喻，把对规范文件和职务行为进行宪法监督的表述合在一起，违宪审查制度之议就会呼之欲出。